【被遺忘的騎馬者——拿破侖戰爭中的哥薩克】
我們不妨以這樣一句話開始這個話題：拿破侖戰爭中，有一個哥薩克。
你腦海里的各種線索可能馬上就會匯聚起來，形成線條，進而勾畫出一個形象。很多人不見得能准確描述這個形象，但卻能說出這個形象的意義，比如：這個人很可能與光輝和榮耀無緣，他只能神出鬼沒，是散兵游勇的一員，給英雄人物的旅程制造一點波瀾大概可算他的傳奇；他還很有可能干過打家劫舍的勾當，擺脫不了燒殺搶掠的罪行，他能將沿途的一切搶成白地千里，戰爭的文明規則對他從來沒有約束力。
不過，如果不認識一棵樹，又如何能認識一棵樹的意義？況且尚存在這種場合，需要嚴肅討論這樣一個問題——[B]在拿破侖戰爭時代，作為一個兵種概念，哥薩克是否具有獨立與西歐正規陸軍對抗的能力？[/B]
本文目的並不在于回答這個問題。以下的文字與其說是在講歷史或戰史，不如說是關于歷史文本本身。在記錄恢弘的拿破侖戰爭的文本中，出現了哥薩克這個小角色。現在，我盡量把他們不怎么為人所知的一面整理出來，並非打算建立、論證或推銷某種論點。我將一切評價的權利交給讀者。我所期待的最好情況便是讀者諸君覺得以下文字有一定道理，並且你們願意因此而改變某些曾經的認識。
[B]哥薩克的民族來源[/B]
不少人對于哥薩克的認識從一開始就有不少偏差。“哥薩克”這個詞，作為一個兵種概念，源自俄國軍隊中來自南俄羅斯草原的特殊輕騎兵，但后來漸漸成了俄國所有的非正規輕騎兵的代名詞；作民族概念講的時候，西方又尤其喜歡把哈薩克人，巴什基爾人，卡爾梅克人等有東方血統的民族都算在內。這樣就把對哥薩克的恐慌塑造成13世紀東方民族入侵的重演，西方進而占據一個文明的受害者的位置；在軍事層面上，擴大這個概念，等于是在混淆俄國所有的非正規輕騎兵，混淆常備哥薩克和后備哥薩克，混淆頓河哥薩克和西伯利亞哥薩克。
其實，“哥薩克”這個詞在民族意義上，指的不是某一個特定、統一的民族，而是一類民族的集合：最早是13世紀為逃避蒙古和欽察汗國統治而逃到頓河、第聶伯河和伏爾加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后來在15－16世紀加入了為逃避地主和大貴族壓迫而遷徙到此的俄國和波蘭農民。我們知道，這些人追求自由和無拘無束的生活，為此不惜與俄國，土耳其和波蘭常年作戰， Cossack這個字的突厥語含義便是“自由的人”。
[img] ,20070810020157895.gif [/img]
哥薩克騎兵的廣泛分布
當16世紀成為沙皇的臣民之時，哥薩克民族還享有相當大的自由：社會地位處在農奴階級之上，不需繳納人頭稅，各個部落選舉自己的首領，過簡單的生活。西方凡有游歷俄國者，都留下了關于他們的文字：
……每個村都有一座教堂，一座市政廳，一名首領（ataman，Hetmann），幾名軍官，幾門大炮。教堂毫不含糊，以磚石砌成，狀態良好。普通民居則為木制，有石砌的地基，室內裝飾著聖人、聖女和主教的宗教畫，據說比俄國人的傳統民居更干淨，更舒適……
……經過幾個世紀的掠奪別人的土地，頓河哥薩克們終于定居下來並開始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也有的做起了貿易，例如Grebensk哥薩克經營酒業，烏拉爾哥薩克的產業與捕魚有關。大多數的農場和貿易由女性打理，因為部落中的男性總是隨時准備出征打仗。
（Samuel Kittle《哥薩克的歷史》）
現在，若要畫出一個哥薩克的形象，你要注意，他的相貌不能太丑陋而陰險——如同西方盛行的種種描述那樣具有“東方風格”——因為凱瑟琳大帝的一位宮廷顧問C.F. Masson曾在一份報告中寫道：“總的來說，哥薩克人比俄國人更高大，英俊，敏捷，活躍，更具個人勇敢。雖然處在被奴役的境地，但仍然外向，健談，自豪。”你也需要考慮愛德華•克拉克（Edward Clarke）的筆記：“我從來沒有看到有哪個哥薩克穿著髒兮兮的衣服，他們的雙手總是很干淨，不生虱子，牙齒潔白，皮膚也看起來干淨而健康。雖然他們的舉止跟俄國農民差不多，但在家居，著裝和飲食方面，他們更注意衛生問題。”這說明他們的居住條件和衛生習慣可能沒我們想象的那么糟糕。此外，他應當是個虔誠的東正教徒，而且遵循俄國教會改革前的舊教義。
哥薩克傳統社會的構成很簡單，普通人（rank and file，vyborni），稍窮一些的中農（pydpomichnyky），以及不擁有土地的貧農（pydsusidky），他們在vyborni的土地上受雇傭勞動。沒有大貴族階級。部落遇到決策問題，則召開圓桌會議討論，每個成年男性都有發言權。
18世紀，隨著俄國持續的對外戰爭，沙皇加強了對他們的控制。1738年，第一次出現了一名首領由沙皇親自指定的事情。此后，大事決策權漸漸集中于部落中的長者和首領。隨之出現了貴族精英階層，他們逐步掌握vyborni階層的土地，積累起巨大的財富，沒有土地的貧農階級因而成長起來。1775年，長者決策最終被一個由貴族組成的哥薩克政府取代，由這些人決定部落的方方面面。保羅一世在位期間（1796－1801），則干脆改成了軍事化的組織（chancellery）。克拉克的記載中就提到，民政和軍事政府的首領必是一名Voishovoy Ataman，中將軍銜，由沙皇親自指定。戰事一開，哥薩克就以領地（Voisko）為基礎被征召，由部落首領帶隊，奔赴沙皇的戰場。保羅一世為哥薩克軍人建立的軍銜體制，進一步磨掉了哥薩克人在帝國統治中的稜角，使他們的軍官開始關注自己的財富，名譽和地位。如此一來，哥薩克人就成為沙皇俄國統治的附庸和工具。
[B]作為軍人[/B]
一名哥薩克男孩到了19歲便可以在自己部落的團（stanitza）中服役：最初的兩年他可以呆在家中照料家事，之后便做好了出征的准備。根據沙皇的命令，一名哥薩克需要在軍隊中服役25年，然后回家執行類似警察任務5年，才能退休成為完全的自由人。如此一來，哥薩克就成了俄國進行戰爭的重要資源。例如1802年俄國境內適合服役的哥薩克數量就有10萬人，服役人數占當時俄國陸軍總數的22.62%。
哥薩克士兵既有俄國士兵堅忍不拔的優秀品質，也繼承了草原居民的豪放性格。因此，一方面，他們有不容質疑的個人勇敢和榮譽感，對戰場生活的超強忍耐力，對長官的無條件服從，對沙皇和東正教的虔誠；另一方面，缺乏組織觀念，戰斗經常出自一種個人行為，率性而為，有時被迷信說法左右情緒，如此構成他們廣為人知的紀律問題。這正反兩面，奧地利陸軍上尉A. Prokesch所著的《Ueber den Kosaken, und dessen Brauchbarkeit im Felde》（About the Cossacks，and their usefulness in the field）一書就給了我們一個絕好的參考。
關于使命感
上級經常給哥薩克分配一些例如護衛車隊，押送戰俘，清理戰場，打掃營地之類的任務。即便如此，在俄國傳統享受個人榮譽的騎兵部隊中，沒有人比哥薩克更能毫無折扣地執行這類命令。送信和傳令于他們已被認為是無上光榮的事情；若是蓋有特殊封印或附有羽毛的急件，他們會選擇讓自己的坐騎狂奔至勞累而死（馬匹是他們戰場上最為珍視的財產），自己則誓死保衛信件以防落入敵手。
但是在另一些情況下，例如在行軍中，必須保證隊列末尾有一支15－20名騎手的殿后力量，由一名作風嚴厲的軍士指揮，否則“整個部隊的1/3都可以因為一千個不同理由掉隊”。1814年法國戰役期間，從巴黎到頓河的一千公里路線上就可以找到一整串這樣的掉隊者，忙著把自己的戰利品經過無數層人手運送回老家。而且軍官不會干涉下屬的個人事務，尤其是經濟方面的事情。不過戰況緊張時，這些物品通常會以最快的速度被賣掉，哥薩克則將現金帶在身邊。如果在戰場上犧牲，他的一切財產則交給集體保管，馬匹和武器被出售（通常還是賣給哥薩克），所得錢款記入團部賬目，回國后全數奉還給死者家屬。
軍官
軍官對哥薩克部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軍官能夠在危險中鎮定自若，則士兵甚至能像正規軍那樣以密集隊形經受對方的槍林彈雨，雖然這並非他們的風格。他還應該了解他的部下的種種最細微的感情，在受到挫折之時要加以撫慰，在情緒低落之時要適當激將。他必須給部下一種感覺：他完全信任他們，並毫無保留地與他們共存亡。有時候，按照某種虛構的標准“挑選”出來的人可以有超常的發揮，進而帶動整支部隊。在1813年中這樣的事例尤其常見。
不過對于哥薩克軍官，俄軍中將本肯多夫（Alexander Von Benkendorf）認為，哥薩克人的特性讓他們只能做到優秀的士官，而做不了優秀的軍官。士官的軍銜完全對應資歷和戰功，構成部隊的靈魂。他們不分時間地點負責部隊的里里外外，行政，財政和作戰，每天還要寫報告。但一名享有獨立指揮權的哥薩克軍官，會必然面臨如下問題：行為習慣容易違規；文化水平低下，有些根本不能閱讀命令或識別地圖；對待下屬專橫暴戾；利用職位收斂財富；而且，他需要在戰斗中活命以享用這些財富。所以，不少哥薩克軍官最多只能做到出色的上校，而到將軍一步（尤其在和平年代）往往晚節不保，身敗名裂。
哥薩克中最著名的人物莫過于普拉托夫。馬特維耶•伊萬諾維奇•普拉托夫（Matvey Ivanovich Platov，1751-1818年），頓河哥薩克首領，伯爵，騎兵上將。1772年起指揮一個團，1791年俄土戰爭中因為攻打伊茲邁爾要塞（Izmail）過程中表現出色，晉升少將。他此后的經歷可謂大起大落：1795年參加對伊朗的戰爭，成為一名哥薩克戰地首領（field ataman）；1797年因為某些绯聞被流放到Kostroma，后又投入Petropavloskaya要塞監獄；1801年1月，保羅一世任命他為遠征印度的最高指揮官（這支部隊完全由哥薩克組成），但隨著宮廷政變和保羅的死去，繼位的亞力山大一改反英立場，入侵印度的計劃也就不了了之。1806年起，普拉托夫參與真正的拿破侖的戰爭，1809年俄土戰爭后晉升騎兵上將。1812年統領所有哥薩克部隊，是為當年俄軍最活躍的人物之一。1816年隨沙皇一道訪問英國，這位戰場外以豪飲著稱的哥薩克被牛津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B]哥薩克部隊[/B]
理論上，一個常備哥薩克團（Sotinia）的人數在500－1000人之間，團長即部落首領，下轄5－10個中隊，每中隊100人（裝備長矛），由一名上尉（esaul）指揮，此外有1名中尉（sotnik），1名旗手，2－3名下層軍官，10名軍士配備騎兵劍，以及10名strelki（相當于一般騎兵中的射手，但不少人的馬槍是土耳其或波斯貨）。不過，現實中的兵力從來沒有達到這個標准。比如像1812年組建的大量哥薩克民兵團（Opolchenie），雖然使哥薩克團的數量達到了107－110個，但的裝備和訓練不如常備團。比如在塔盧蒂諾戰役中，加入庫圖佐夫的26個頓河哥薩克團（12695人）中就有22個都是民兵團（8752人），3943名正規哥薩克騎兵則構成部隊的真正戰斗力。1813年的德意志戰役和1814年的法國戰役中，哥薩克團的實力更是比標准編制低得多。例如1813年維特根斯坦和維岑格羅德（Winzingerode）旗下的17個哥薩克團中，規模最大的只有320人，有些團的甚至只有80-120人。
頓河哥薩克是哥薩克諸部落中人數最多的一支，因此也是俄軍哥薩克部隊中規模最大的一支。1802年，服役的頓河哥薩克人數有14313人之多，其中466人被編成兩個炮兵連。此外還組建了沙皇的近衛哥薩克團，下轄3個中隊。
烏拉爾哥薩克。根據1802年的統計，烏拉爾哥薩克居民總數有28459人，服役5688人。其中2494人實際上過戰場，包括近衛烏拉爾哥薩克中隊的92人。
黑海哥薩克或Chernomorski哥薩克。1802年后組建了10個騎兵團和10個步兵團，每團511人。另還有一支159人的炮兵部隊，裝備20門3磅炮。
烏克蘭哥薩克，1812年在基輔省和波多爾斯科伊省組建了4個團，每團8個中隊，一共3600人，隸屬托馬索夫的第3西部軍團。
除此之外，拿破侖戰爭中，沙皇還征召了烏克蘭哥薩克，布格河哥薩克，Churguevski哥薩克，Orenburg哥薩克，Gredenski哥薩克，高加索哥薩克以及西伯利亞哥薩克，各支部隊的人數從1000至5000人不等，但這些人並非所有都參加了1812年及其后的重大戰役。
現役的哥薩克大多穿深藍色長外套，袖口和領口處有不同顏色的绲邊，非現役的哥薩克士兵绲邊則全為紅色。1812年，深藍色長褲兩側褲縫處加兩條紅條。他們的傳統帽飾之一是23厘米高的阿斯特拉罕圓筒帽，只是尺寸小一圈，頂部為紅色布質，鑲有十字形線條裝飾。此外，深藍色無框架布帽也算常見，基部紅色圈，黑色帽舌。鞍褥顏色與衣著一致，藍色為主色，有紅色鑲邊。
[img] ,20070810020157998.JPG [/img]
頓河哥薩克
但是自然戰場上不可能保證這些服裝條件。1813年3月，普拉托夫中校就寫道“他們（Ataman團）衣著各異，有穿法國人衣服的，有穿zipounes的，有穿農民的短上衣的，破爛，污穢，帶著彈孔和刺刀挑出的破洞。”在這種混亂的著裝情況中，只有少數線索可以使我們辨別出哥薩克部隊的大體來源。
黑海哥薩克在拿破侖戰爭期間本無統一的服裝，他們與頓河哥薩克的主要區別是前者的外套背后有兩條空袖管及白色的sash，頓河哥薩克的則為紅色；他們裝備帶小旗的紅色長矛。
烏拉爾哥薩克在1801-1806年間服裝主體深紅色，領口和袖口為白色，藍色長褲有白色绲邊；1806年以后與頓河哥薩克相同。
1803年組建的3個團布格河哥薩克，著裝主色為深藍，領口、袖口、肩章和褲縫處有白色绲邊；1812年起穿雙排扣的上衣，傳統毛皮帽頂部為白色，配白藍混合的絨質飾帶，上白下橙-黑混色的羽飾，白色長矛末端黑色，鞍褥也有白色鑲邊。
烏克蘭哥薩克長褲為灰色，黑色毛皮帽沒有任何裝飾，第1團識別色為深紅（crimson），第2團紅色，第3團天藍，第4團白色。
西伯利亞哥薩克在1802年以前沒有統一服裝，隨著西伯利亞前線軍區的建立（10個團哥薩克），開始采用與頓河哥薩克相同的制服。1808年后明確規定為主體藍色加紅色绲邊，鞍具為蒙古式樣，前后鞍頭有黃銅裝飾。1812年起長矛顏色有特別規定，前段為白色，后段則各團有所不同：第1團淺綠色，第2團淺藍色，第3團黃色，第4團藍色，第5團深紅，第6團棕色，第7團深灰，第8團紅色，第9團紫色，第10團綠色，服裝也變為槍騎兵式樣，主體藍色加紅色绲邊，戴圓筒軍帽。這是哥薩克中比較特殊的裝束。
[img] ,20070810020158114.JPG [/img]
1812年的西伯利亞哥薩克
Churguevski哥薩克穿黑色外套，有紅色貼邊，1803年8月19日后換成深綠色，1808年以后他們的裝備與槍騎兵無異。Orenburg哥薩克的識別色為紫紅色（raspberry）。Gredenski哥薩克則是拋棄了傳統哥薩克裝束，完全一幅亞洲游牧民族的打扮。
[B]戰場征途[/B]
蘇沃洛夫說過，哥薩克是軍隊的眼睛和耳朵。我們不妨概括地說，哥薩克構成了軍隊這個機體的感覺器官和神經節。上文提及的奧軍上尉Prokesch對此有極完美的評價。據他說，哥薩克士兵的視力非常好，在普通人只能辨認出動的東西的距離上，哥薩克可以辨認出那是不是個人，進而辨認出此人是騎馬還是走路，最終判斷出是自己人還是敵人；耳朵貼在地面上，哥薩克騎兵能聽到20英里之外的炮火，而且能猜出大致的方向；精通追蹤術和辨認天象使他們幾乎從未有過迷路的記載。他們是活力充沛的感知細胞，敏銳洞察周圍環境的任何變化。于是又有一種說法：當俄國人睡覺時，哥薩克人睜著眼睛。
自從1810年法俄兩國關系逐漸升溫起，在時任戰爭部長的巴爾克萊關于加強西部國境防御的計劃中，哥薩克就構成第一線力量——國境線每159公里由一個哥薩克團（5個中隊）負責警備；這段防御區又被劃分成15部分，每部分1/3個中隊，平均每10.6公里由30名哥薩克負責。到了1812年6月23日，也是這些人在第一時間將戰爭爆發的消息傳給當局。長期與東方軍隊作戰培養成的警覺性，使哥薩克騎兵成為最令人放心的警戒哨，上級只需要向一名軍士指出敵軍的大致方位，之后的一切就順理成章。哥薩克被突襲的例子是不多見的，即使有，也多出于上級的怠懈，Prokesch上尉給了我們1813年在Stecknitz的例子：8月16日，兩個月的休戰期剛結束，最新消息還沒有傳達到基層部隊，而法軍次日即向聯軍戰線進軍。在小鎮Mölln，一個團的哥薩克此時還駐扎在停戰期舒服的營地里，被突如其來的進攻打了個措手不及。但是法軍的突襲只取得了名義上的勝利，實際倒是提供了一個展示哥薩克閃電般反應能力的機會——這些被襲擊者快速集結，以良好秩序迅速退去，沒有丟下一個人一匹馬。
不過，俄軍從未在官方出版的作戰手冊中明確哥薩克騎兵的軍事價值，保羅一世1796年寫的騎兵手冊也對他們只字不提。哥薩克騎兵的訓練因此只能由基層軍官和士官來完成。
從現有的記載來看，訓練課程的重點無疑是單兵對長矛的使用，他們的長矛比歐洲各國槍騎兵的要長1.5英尺，使用起來得心應手。馬刀的使用也十分熟練，據說這得益于常年與土耳其人的戰斗。手槍是最不受重視的武器，主要用來發出警報而不是作為殺傷敵人的武器。按照本肯多夫的說法，“你無法叫他們瞄准了射擊，他們開火只是為了槍擊發的響聲，而且只有膽怯的人才最常使用手槍。相比之下，燧發槍和馬槍對他們更為上手，下馬之后的哥薩克都是一流的射手。”
哥薩克下馬戰斗的著名一戰是1799年9-10月之交的Muotatal隘口后衛戰。1799年戰役是哥薩克的拿破侖戰爭旅程的開始，蘇沃洛夫派往北意大利的騎兵部隊全部由哥薩克組成。不過在多山的戰場上，他們表現欠佳。俄軍當時的指揮很差，缺乏地圖，山區地形也限制了有效的偵查，后勤的壓力迫使哥薩克將馬匹用作運輸物資，因此徒步作戰也是不得已而為之。9月下旬蘇沃洛夫在蘇黎士附近遭受失敗，他在9月28日撤到Muotatal，下馬的哥薩克作為后衛一直打到10月1日，隘口才被法軍突破，但這時蘇沃洛夫已經帶主力撤向瑞士境內。只是英雄並未因此受到應有的待遇，此戰之后，保羅一世的二兒子康斯坦丁大公居然將這些哥薩克部隊的長矛收繳用于烤火取暖之用。
后來在1813－1814年戰役中，俄軍有大量讓哥薩克下馬戰斗的實例。
騎兵作戰時，哥薩克的常見進攻隊形為單行橫隊，形成一個展得非常開的弧形，最好的士兵集中于兩翼，以便于有效包圍敵人。或是形成無數波浪式的橫隊，像水中的波紋一般從四面八方高速發起沖擊。如果他們暫時未決定采取什么樣的行動，或者打算進行一次奇襲，則采取一種稱之為“wintiet”（screwing）的戰術：圍繞某一點作圓周運動，速度越來越快，然后在對方摸不著頭腦之際突然發起進攻。一旦進攻不奏效，他們也可以無需命令下達，以極快的速度組成一個密集方隊。在開闊地形上，撤退呈梯隊式進行，兩支部隊互相掩護后撤，隊形展開和收攏的時機都把握得恰到好處。傳統哥薩克部隊沒有號手，一切行動全靠默契，而速度是哥薩克戰術的核心，而且在此方面他們有極大的優勢，即他們的馬匹：“他們馬匹的徐行（amble）相當于其他馬匹的慢跑（gallop），即便行走速度也極快，而且走的時間越長，速度越快……”超強的持久力特別適合哥薩克這種不間斷運動戰術。
普遍認為哥薩克騎兵從不發起有組織的沖鋒。對此，本肯多夫的觀點是：“只有那些對哥薩克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才會認為，不可能讓哥薩克發起有組織的沖鋒。但有什么不可能？難道哥薩克就不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軍人？難道他們缺乏勇氣？我曾經不下十次親眼證實，哥薩克騎兵可以在任何你需要的時候發起沖鋒，對騎兵，對步兵，對炮兵，或對任何東西的沖鋒。”
當然不可否認，哥薩克確實不常發起正面沖鋒。論其原因，乃是因為哥薩克人的軍事觀念中不存在殉道式的自我付出這一條。當時西歐戰爭的進行模式中，沒有[B]個人[/B]這個概念——[B]龐大的步兵隊形中，個人與集體共存亡；重騎兵的沖鋒號一旦吹響，人和馬就不再受個人意志的控制，直到被擊倒或撞倒；炮兵的位置越來越靠前，直到發展成在對方步兵火力范圍內的自殺式火力突擊。如此種種，發展到一戰，便是一場場令人愕然的慘重傷亡。哥薩克並不熱衷這種打法，相比在密集隊形中被毫無意義的打倒，他們更傾向于保全自己的生命，因為祖先流傳下來的智慧教會他們：只要自己還活著，就能想出一千種方法給敵人帶去死亡。[/B]
這種思維帶有明顯的東方色彩。今天對這種所謂“欺軟怕硬”戰術不屑一顧的人，輕率的以“機會主義”加以評價並附加“不名譽，不光明正大”的道德譴責的人，應該審視自己是否迂腐地戴著所謂西方價值觀的有色眼鏡來看問題。事實上認為18-19世紀的西方戰爭重正面對抗而不重謀略，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誤解。1812年7月9日（俄歷6月27日）的米爾之戰（Mir）是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哥薩克先主動退向米爾村，誘使殺氣騰騰的波蘭第3 Rozhnetsky團槍騎兵追擊。村莊由西索耶夫（V.A.Sysoiev III）的一個哥薩克團防守，其他7個團藏在城堡和周圍的林子里。普拉托夫在村口布下警戒哨，又在附近樹林中布下200名哥薩克。波蘭槍騎兵輕而易舉地擊潰警戒哨，沖進村莊，但立刻被西索耶夫團擊退；再次發起沖鋒，又遭到城堡林子中哥薩克的反沖擊。波蘭人決定撤退，這時普拉托夫的200名哥薩克沖出來截住了他們的退路。此時的情景如下：
[img] ,20070810020158199.jpg [/img]
成為甕中之鱉的波蘭第3槍騎兵損失慘重，迫使Turno將軍調上波蘭第15，16槍騎團，但再次被普拉托夫擊退。前者又調集波蘭第2，7，11槍騎團，后者則等來瓦西里齊科夫（Vasilichikov）少將的阿提爾卡（Ahtyrka）骠騎兵、基輔龍騎兵，新俄羅斯龍騎兵，立陶宛槍騎兵和第5獵騎兵。這造成了第二天（7月10日）長達6個小時的騎兵戰斗，在此期間，巴格拉季昂率部安全撤往博布魯伊斯克（Bobruysk）。此為后話。
蘇沃洛夫在其《戰爭藝術》一書寫道：“正規騎兵向來應該以中隊或師的建制在戰線正面組成第三線，或在側翼組成第二線，他們進攻的目標是敵人的背后或側翼。哥薩克緊隨正規騎兵縱隊其后，以高速的沖鋒取得一錘定音的效果，一舉獲得突破，並且保證潰散的敵軍被切實消滅。”這表明他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哥薩克的軍事價值。
除此之外，哥薩克部隊是軍隊后勤史上的奇跡。他們對補給的要求非常微薄，馬匹、裝備和服裝全由自己負責，政府只需要提供食物，軍饷和營帳設備。本肯多夫曾就這一點說：“沒有人比他們更懂得宿營的藝術……最讓我疑惑的是，經常在整支大軍都在挨餓的時候，一名哥薩克不但能自己有湯喝，還能給自己的馬匹准備點糧草。”
之后的歷史演繹證明，哥薩克不僅是一支沙皇軍隊的必要支持，更可以成為贏得一場戰爭的重要因素。
1812年衛國戰爭，哥薩克純熟上演了他們威力驚人的襲擾戰術。不間斷地攻擊一支行進中的大軍的側翼，后衛和運輸隊，像迷霧一般，一浪高過一浪地接踵而至，然后又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即使面對強敵無法脫身，也能以極其頑強的戰斗自保。這些都成為1812年飄雪的荒原上法軍的夢魇。
[B]1812年 飄雪的荒原[/B]
在之前關于巴爾克萊的文章中，我已經向各位梳理了1812年第一階段戰事發展的脈絡，到博羅蒂諾為止。在這第一階段，哥薩克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9月3日，拿破侖在給將軍們的信中說道，有關哥薩克的各種傳言正侵蝕著軍隊的士氣，必須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每天都有數百人被俘。必須禁止士兵離隊太遠，必要時輔以嚴厲的軍法懲罰。”這等于從反面認可了丹尼斯•達維多夫帶領的哥薩克－輕騎兵游擊隊的功勞。9月7日下午2:00的博羅蒂諾戰場，俄軍的中央已經搖搖欲墜，此時烏瓦洛夫的騎兵軍和普拉托夫的哥薩克軍在戰場最北端發動了一次大迂回，幾乎繞到歐仁第IV軍的背后，迫使正在攻拉耶夫斯基堡的歐仁掉頭，原本用于加強中線的格魯西第III軍也轉向應付。此舉可謂決定性地拯救了俄軍，使其避免了中央被貫穿，全軍覆沒的危險。它的意義足可與滑鐵盧布呂歇爾的及時趕到相提並論，但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而並非廣為人熟知。
1812年9月14日往后的一個月里，戰爭形勢發生了轉變。10月19日，拿破侖決定放棄莫斯科，開始撤退，近衛哥薩克、Jlowaisky、Tschernozubov和Benkendorf I團哥薩克隨后解放了這座沙皇的都城。10月24日，大軍到達小雅羅斯拉維茨。同一天，庫圖佐夫向所有的正規軍，哥薩克和游擊隊發去命令，要求他們“像哥薩克那樣每天都能從撤退敵人的行軍隊伍末尾繳獲幾門火炮”。捉拿法蘭西皇帝的號召也被一並下達，並配有說明文字，描述了拿破侖的長相，穿灰色大衣騎白馬的特征。更有傳言說，誰抓到拿破侖，誰就能娶普拉托夫的女兒。（不知道他女兒長得好不好看  ）
10月25日，普拉托夫追到小雅羅斯拉維茨，一開始他們被拿破侖當成了缪拉的部隊，因為他們“秩序良好”。未等法軍有所反應，數千哥薩克發起沖鋒。片刻之間，參謀部被哥薩克包圍，拿破侖也不得不拔劍自保。危急時刻，近衛獵騎兵護衛隊一擁而上，將皇帝團團圍住，拉普也誓死相搏，他的坐騎在戰斗中被長矛刺穿。萬幸的是哥薩克沒有認出拿破侖來，德賽古（Philippe-Paul de Segur，一名法軍參謀軍官）回憶說“哥薩克伸手便可抓到皇帝，但他們將注意力轉向了大路上的車隊和人群。”此次突襲是整個拿破侖戰爭期間皇帝個人最危險的時刻之一，在眾多將領的回憶錄中都有提及（上一次是在奧斯特里茨前夜，也是遭遇哥薩克）。此后便有拿破侖自備毒藥的說法。
[img] ,20070810021012466.jpg [/img]
有關1812年悲慘冬季行軍法軍方面的各種記錄中，此類有關如何逃避被哥薩克俘虜命運的經歷（或者某些不走運人士的俘虜經過）在回憶錄中最為常見，說軍官如何提心吊膽，士兵如何苦不堪言。相比之下，直接反映哥薩克戰斗表現的文字卻內容簡要而含糊。這種狀況不可謂不正常，其原因有二：
1，哥薩克介入的戰斗規模十分有限，在散兵級別的沖突中勝算較高，較少有目擊者的第一手資料保留下來；另一方面，會戰中成建制的哥薩克部隊通常並非主力（實際上普拉托夫的哥薩克軍整個就是一支前鋒部隊），勝負之數可受其他因素影響，所以他們也難以成為會戰的主角。
2，哥薩克的軍事價值，並非量化的傷亡數字所能完全體現，猶如胸甲騎兵的閃亮胸甲並非只有抵御槍彈之用一樣。他對戰爭進程的宏觀影響，相比之“殲滅”功效，更多則體現于“腐蝕”，為對方實踐意志的過程制造各種阻礙，增加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摩擦”出現的幾率。而不斷的“磨損”足以使一部狀態良好的戰爭機器停轉。
11月3日的維亞濟瑪會戰即可說明這一點。俄軍26500人（18000步兵，3500騎兵，5000哥薩克）由米羅拉多維奇將軍指揮；法軍24000人，包括達武第I軍，歐仁第IV軍，波尼亞托夫斯基第V軍。戰役中俄軍損失1800人，法軍則損失6000-8000人，其中4000人被俘。首先要說明，俄軍的豐碩戰果要歸功于來自斯模稜斯克－莫斯科大道旁高地上的致命炮火，而非普拉托夫的哥薩克軍。在戰場的最東側，這些哥薩克在4000步兵（Paskevich第26師）的支援下，並沒能擊敗達武的步兵方陣。那么，上文論及的那個“非量化數字”的價值在哪里？
米羅拉多維奇選擇在維亞濟瑪進攻，乃是因為他在11月2日晚敏銳覺察達武軍和其他法軍之間出現了一個大缺口：當時法軍沿公路的撤退隊伍長達60英里，朱諾第VIII軍打頭陣，已經到達多羅戈布施（Dorogobuzh，各種資料詞尾拼寫有不同），后面跟著近衛軍，缪拉騎兵軍，內伊第III軍；歐仁和波尼亞托夫斯基已達維亞濟瑪東郊，達武尚在更東面的費德羅夫斯科伊（Fedorovskoye）。14000人的達武本是拿破侖的后衛，此時卻難以完成后衛任務，以至拿破侖不得不命令內伊固守維亞濟瑪，以掩護其后的歐仁、波尼亞托夫斯基和達武先撤，進而接替達武的后衛任務。究其“失職”之原因，乃是因為第I軍幾乎從一開始就被哥薩克“貼身關照”，與之保持不間斷的短兵相接。對一支退軍來說，這種消耗是驚人的——不單是達武軍，即是波尼亞托夫斯基，歐仁和內伊軍，在撤退的17天里也有一半人馬掉隊或成逃兵（straggler）。由于受到不間斷襲擾，以及補給的缺乏，第I軍行動遲緩，處境愈發被動，直到拉開了與歐仁等人的距離。對于拿破侖的意志來說，一個[B]“摩擦”[/B]在這時就出現了——米羅拉多維奇迅速意識到這是吃掉達武軍的絕好機會，于是在11月3日早晨8點，不等南邊兩個步兵軍（符騰堡歐根親王第II軍，奧斯特曼-托爾斯泰第IV軍）的開到，全力攻進這個缺口。
經此一戰，法軍不但經受了承擔不起的慘重傷亡，而且意識到一個痛苦的事實：他們難以保證一支從容的后衛力量，他們的撤退較9月以前的俄軍，更為迫切和不濟。更讓人絕望的是，11月6日，俄國冬天的第一場暴風雪降臨。克拉斯內的反戈一擊尚很遙遠，在此之前大軍團將失去更多。
[img] ,20070810021012602.jpg [/img]
[img] ,20070810021012876.jpg [/img]
1812年撤退階段的法軍兵力變化和氣溫圖
1812年9－10月，僅在斯模稜斯克－莫斯科運輸線上被哥薩克和游擊隊俘虜的法軍就高達15000人。從維亞濟瑪到多羅戈布施，法軍又損失了55000人中的18000，歐仁差點被俘。追擊途中，就連普拉托夫也以不無憐憫的筆調寫道，每一步都可見遍地死者和垂死者。11月14日在斯模稜斯克，氣溫降到零下21度，冰天雪地使俄軍也面臨很大困難，俄軍參謀部的烏克斯庫爾男爵（Boris Uxkull）回憶道：“我們所在的國家的這個部分如同荒原。人員和馬匹都在因為饑餓和體力耗竭而死去。”但他又說，“只有哥薩克永遠樂觀，活躍，精力充沛，每天帶回一批俘虜，還高喊‘前進啊，同志！’……”
對面這樣的對手，“你能有什么辦法？”法軍騎兵反問道。“你想俘虜他們，他們就逃走；你想休息一會兒，你就無法趕走他們；你組成密集隊形，就發現自己被包圍；你將隊形展開成跟他們一樣的寬度，他們則迅速集中起來擊破你的隊形，一切都在你有所反應之前；你將他們趕跑一百次，他們仍然會回來；這樣下去，你的戰馬就完蛋了。”
維亞濟瑪之后，大軍團經多羅戈布施，斯模稜斯克，克拉斯內，布列津納，博布爾（Bobr），鮑里索夫（Borissov），斯托迪昂卡（Studianka），斯莫戈尼（Smorgoni），維爾諾，一路蹒跚向西（請記住這些名字，我將在今后的文章中再次提到它們）。撤退開始時的拿破侖在莫斯科和波洛茨克共有130000人，這其中能在12月12日從科夫諾（Kovno）渡過涅曼河者，只有10000人。
[img] ,20070810021012732.JPG [/img]
俄國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在這場冬季撤退行軍中，俄國哥薩克共擊斃大軍團20715人，俘虜10位將軍，1119名軍官和43312名士兵（應該還包括隨軍人員），繳獲軍旗15面，火炮342門，彈藥車1066輛。如此一來，哥薩克的戰果相當于大軍團總損失之一半有余。
在有關1812年文字的最后，有必要提一下達維多夫這個人。丹尼斯•瓦西里耶維奇•達維多夫（Denis Vasilievich Davidov，1784-1839），出身莫斯科的貴族家庭，喜好詩歌創作，具有很強烈的自由思想，與后來的十二月黨人交往甚密，但在1812年卻成為最著名的游擊戰領導者和戰爭英雄，這種經歷在同時期的眾多將領中也算傳奇。他自己是阿提爾卡骠騎兵團的軍官，但主要帶領哥薩克襲擊大軍團的側翼和補給線，起家時只有130名騎兵。為了動員農民在大軍團戰線后開展游擊戰，這位曾經歌唱過骠騎兵華麗的服裝的詩人換上農民服裝，蓄大胡子，脖子上掛聖尼古拉小聖像，胸前不戴任何勳章，以此贏得農民的信任和合作。當年俄國游擊戰的代表作，是在11月9日（俄歷10月28日）的利雅科沃（Liakhovo）村，當時達維多夫與費格納（Figner），塞斯拉萬（Seslavin）奧洛夫-丹尼索夫（Orlov-Denisov）等人的各路游擊隊匯合，合圍並俘虜法軍一個2000人縱隊。
[img] ,20070810020158362.JPG [/img]
[B]1813－1814年 從柏林到巴黎（上）[/B]
1813年的歐洲局勢，很多方面都發生了變化。軍事方面，經過1812年的巨大消耗，法俄兩國的戰爭機器都已幾近崩潰。對此，法蘭西的皇帝正在以他的天才和超人的熱情來彌補，而俄國則是靠自身的頑強生命力和同盟關系來加以修復，但是奧地利尚憂心忡忡，瑞典尚提心吊膽，普魯士滿腔熱血但財政已經破產。所以雙方遠不能說是以一種准備充分的姿態來打這一仗。實際也表現了這一點：呂岑和包岑的兩次虎頭蛇尾，備受爭議的停戰，德累斯頓會戰及其前后一周內發生的事情——大比倫、凱茲巴赫、庫爾姆，之前的歷次戰爭還沒有經歷過如此劇烈的變化和如此戲劇性的發展。然而以10月16日為結，聯軍最終還是將拿破侖從當年3月11日那個以柏林為中心的大戰略上拽到了萊比錫的城牆下。兩部同樣到處是問題的戰爭機器，一個“稀里糊塗”地達到了自己的預定目標，一個無可奈何地偏離了自己的預定計劃，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前者有某種“潤滑劑”的存在，而后者卻經歷了額外的磨損和故障。在本文的環境下，大概不會有人不能想到這可能與哥薩克有關。
1813年的一系列大型會戰中，聯軍騎兵都占壓倒性優勢，這使法軍不可能不面臨偵查不力，通信不暢，打擊不能一錘定音，追擊不能一勞永逸的問題。然而1813年歷史的趣味並不只限于會戰戰場。雙方在萊比錫平原上殺得昏天黑地的同時，富勒寫道，“哥薩克部隊在漢諾威、哈爾茲、西伐利亞等地大肆活動。當他們到來之后，當地人民也跟著揭竿而起。整個日爾曼都起來反抗拿破侖。”觀察一下地圖即可發現，這是一場由固守、圍困、滲透、奇襲和顛覆組成的非常規形態戰爭。
我們從哥薩克進軍柏林開始說起。
1813年新年和約克將軍叛變的消息一同到來。此時守衛柏林的是奧熱羅的10000人，包括區區200名騎兵。在愛國心和英鎊的雙重刺激下，整個普魯士人心都在浮動，克萊斯特（Ludwig Kleist）甚至已經做好准備在市中心集結一個營的起義軍。在這種情況下，已臨奧德河東岸的聯軍能否迅速占領柏林，被認為是確保日耳曼世界起義成功的關鍵。當年2月，俄軍特滕布恩（Tettenborn）上校率4個團哥薩克，2門輕炮，2個普魯士騎兵中隊（Schill少將指揮，“借”于約克的部隊）渡過奧德河，朝柏林進發。
然而部隊剛一開動，形勢就發生了驟變：馮•呂佐夫帶來普王的信，要求他終止進軍柏林的計劃；所有普魯士軍官也接到了停止行動的命令。而皇室的同意和普軍進駐柏林，這兩點被認為是全面起義的重要因素。如此一來，特滕布恩只得邀請位于法蘭克福的車爾尼雪夫（Czernitschev）將軍加入他的行動，后者同意並率領3000騎兵在蘭德斯堡（Landsberg）與特滕布恩匯合。這支部隊于第二天開向柏林，途中偵查情報不間斷送來，顯示柏林城內的法軍對即將發生之情況並無有所准備之跡象。然而離城市只有1/4英里的時候，突然有消息稱“副王（歐仁）正從Cöpnik往柏林急行軍”，俄軍大吃一驚，決定停下來重新分析情況。這時，沃爾茨堡龍騎兵（Würzburg dragoons，奧熱羅僅有的騎兵）出現在市郊的高地上，他們發現了特滕布恩的部隊。盡管仍可以安全撤退，但特滕布恩上校選擇走到Komissarov團哥薩克的隊伍前面，高喊一聲“烏拉！”。于是突襲行動開始了。哥薩克擊潰法軍龍騎兵，一路沖到城門口，遭到猛烈的火力反擊，但對方步兵顯然也吃驚不小，一時難以集中。特滕布恩見狀，派出一連串軍官請求車爾尼雪夫支援，但后者大概是考慮到目前暫時還無實力堅守柏林，或者考慮到以聯軍微弱力量來策動柏林市民的起義，只會造成災難性后果，總之他沒有響應，只是有限地占據了市郊高地。與此同時，奧熱羅抓緊集結他的部隊在勃蘭登堡門一帶，控制了越來越多的地盤。最終，經過4個小時的激戰，哥薩克被趕出了柏林城。
聯軍的這次行動雖以失敗告終，但其中亦不乏傳奇式的成就。我指的是本肯多夫中校奪取Writzen的戰斗，他在這場行軍中為特滕布恩提供掩護。情報顯示Writzen由1個威斯特伐利亞步兵營防守，而且只通一條路。本肯多夫的對策是夜間行軍，用一晚上率部從Zellin到達Writzen，並將其完全包圍。盡管兵力處于劣勢，他還是要求對方步兵出城投降。這個要求自然遭到拒絕。于是本肯多夫召集了Soulin團哥薩克，選了30人作陪同，另有6名俄國和普魯士軍官也自願加入。隨后，這樣一支37人的隊伍發起沖鋒。沖到集市廣場的時候，他們遭到掩蔽所的火力反擊，4人落馬。但是榜樣已經被做出來，其他人大受鼓舞，緊跟而至。此時廣場上的威斯特伐利亞步兵營已組成方陣，眼見突如其來的哥薩克，立刻喪失了勇氣。德國軍官的喊話做了剩下的工作——550名威斯特伐利亞人繳械投降。事后本肯多夫被授予聖喬治勳章。
哥薩克進攻的突然性，一部分是歸功于他們善于夜間行軍的本領，而這又是得益于草原居民的生活習慣。他們著裝上的金屬物件很少，馬槍或燧發槍一般背肩上，手槍插腰間，馬具缰繩上沒有金屬鏈。另一方面，頓河哥薩克不騎種馬，而頓河馬本來就性情非常平穩，所以這樣的組合能夠達到部隊任何動作都悄然無聲的效果。Prokesch上尉甚至有記載，拿破侖從萊比錫撤退的時候，本肯多夫曾經率兩個團進行夜間跟蹤，從Wippach城堡一直跟到Weißensee，期間有時與法軍警戒哨距離不足30步，但法軍毫無察覺，而己方則無一人掉隊。
我們回到1813年3月。那時歐仁已經退守易北河一線。特滕布恩率領他的哥薩克和2門輕炮從柏林出發，再次開始行軍，用4天時間經路德維希拉斯特（Ludwigslust）到達勞恩堡（Lauenburg），行程36日耳曼里（相當于262.8公里，1日耳曼里＝7.3公里），其中2天在與數量占優之敵戰斗並獲勝，第3天（3月12日）進入漢堡。
在勞恩堡，有情報傳來說法軍莫朗德的部隊（2500人和16門炮）正在從瑞典屬波美拉尼亞南下易北河，現已抵達Mölln。剛剛經過強行軍的特滕布恩立即分出一部分兵力前去攔截。莫朗德接敵之后，害怕被切斷與漢堡的聯系，迅速帶部回撤丹麥方向，但此時的丹麥尚未決定倒向哪一邊，拒絕讓他入境。面對漸漸被收緊的包圍圈，莫朗德只能在Escheberg和Bergedorf之間建立一個據點，好在地形不適宜騎兵作戰，這對法軍有利。作為對策，特滕布恩讓部分哥薩克下馬散兵作戰。這些下馬的哥薩克摸向法軍炮兵，然后冒著開花彈將對方炮手射倒。法軍盡力反擊，使戰斗陷入僵局，直到維持包圍圈的騎馬哥薩克陸續從法軍的背后和兩翼發起進攻（此舉亦可以把法軍從丹麥邊境隔離開來）。莫朗德抵抗至夜幕降臨，不得不再次南下，朝易北河上的渡口前進。
特滕布恩沒有給對手一點喘息的時間，第二天一破曉就再次發起進攻。地形再次對對手有利，莫朗德用6門火炮封鎖了唯一的道路。特滕布恩以自己的火炮炮擊對方步兵，以下馬哥薩克奪取了道路，法軍則加速向易北河上的預設渡口前進。這支部隊中的不少人后來被哥薩克俘虜在易北河岸上，一並俘獲的還有那6門炮。此后，過了河的莫朗德帶領剩余兵力仍然一路向南一直撤到威悉河，14天以后才重回易北河前線。但是這次對他來說是更大的不幸：他遭遇的對手是聯軍的車爾尼雪夫，多恩伯格（Dörnberg）和本肯多夫幾支部隊，特滕布恩的600哥薩克也參加了戰斗。法軍僅有少數人得以逃脫。
4月到5月間，“歐洲的主人”登場了，形勢對聯軍不利。經過5月2日的呂岑、21日的包岑兩次會戰，聯軍撤往西里西亞。德意志再次被迫臣服。5月29日，達武和旺達姆開進漢堡。休戰談判開始于6月1日，破裂于8月15日。新的軍事行動圍繞德累斯頓展開。但是我們不去管它，我們的注意力還將留在漢堡這個沉悶的戰場上。
[img] ,20070810021013045.JPG [/img]
下文提及部分地名的位置，藍色為易北河。
8月18日，達武的40000人渡過斯特克尼茲河（Stecknitz），他們是烏迪諾進軍柏林計劃中的一部分。當面的聯軍是瓦爾莫登（Wallmoden）的25000人，這時候正按照貝爾納多特的命令緩慢撤往易北河－施維林（Schwerin）一線，特滕布恩做后衛。當達武在施維林地區的眾多湖泊之間停住腳步的時候，特滕布恩用他的哥薩克將法軍主力包圍了起來。這個脆弱的包圍圈顯然無法吃掉法軍，但是有效切斷了他們與外界的聯系，命令既無法送進去，也無法傳出來。
不久以后，貝爾納多特又有令：法軍之一部（杰拉德的師，Gerard）正假道馬格德堡（Magdeburg）實施威脅柏林的行軍，瓦爾莫登應向這支敵軍方向靠攏；特滕布恩則留在原地，制造瓦爾莫登仍沒有離開的假象。瓦爾莫登于8月25日開撥，留下只有1500哥薩克、300呂措夫騎兵和3000步兵的特滕布恩，要釘住有4萬人之眾的達武，可謂mission impossible。
特滕布恩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強包圍法軍營地的兵力，造成一種聯軍進行挑釁、指望他們出戰的姿態。之后，他將所有的兵力集中于從施維林到路德維希拉斯特之間的開闊地上，完全暴露給敵軍。但達武似乎不為所動，這就證明他被騙住了，否則他本可以不必理會特滕布恩小小的部隊，向勃蘭登堡省或波美拉尼亞省實施機動，從而輕而易舉地完全打亂貝爾納多特的部署；如果得知瓦爾莫登已經撤走，達武幾乎必定會這么做。
在此期間的8月23日，聯軍在大比倫擊敗烏迪諾，法軍奪取柏林的威脅被消除了。8月27日，杰拉德（Gerard）的12000人在Belzig遭到車爾尼雪夫和赫施菲爾德（Hirschfeld）的襲擊，到達預定目標馬格德堡的時候只能集中起2000人。隨后瓦爾莫登返回施維林，讓特滕布恩大松一口氣。
不過即使面對如此危險的力量對比，特滕布恩甚至仍在考慮在沒有得到增援的情況下展開攻勢行動——用他的哥薩克和獵兵不間斷地騷擾法軍。為此，他把指揮部和主力都移到離法軍更近的Ortkrug。這個位置經過了精心挑選，得以協調一切出擊行動，利于包圍對方並展開疲勞戰。周邊區域容易監視，一切開向第十三軍的車隊都遭到了襲擊，幾乎全部被俘。所有的郵件也都落入哥薩克之手，因為無法獲知戰事發展，達武始終擔心受到攻擊，尤其是被切斷與漢堡的聯系。
情報和補給的缺乏，使法軍不得不整營整營地出動以尋找補給，還有炮兵配合，如同作戰一般。由于怕被俘虜，巡邏兵活動也很消極。每天晚上都有一支哥薩克和獵兵悄悄摸到法軍營地外圍，擊退他們的崗哨，制造盡可能大的噪音，一直鬧到天亮，讓法軍片刻不能安寧。哥薩克則輪換著回到Ortkrug營地休息。這種行動讓法軍非常頭疼，因為稍有不慎，一場襲擾戰就會變成真正的進攻。
9月3日晨，正當瓦爾莫登終于決定主動進攻達武的時候，接到情報說敵人已經于半夜離開施維林向斯特克尼茲撤走了。特滕布恩立即展開追擊，法軍后衛難以招架。追擊的哥薩克跟在達武的后面、出現在他的側翼甚至前方。法軍的后衛和前鋒都受到攻擊，不得不幾次停下來重整，以避免撤退變成潰退。在斯特克尼茲，又有數百名法軍被俘，而他們的騎兵和車隊幾乎已經不存在了。
回到漢堡后，達武只能盡力維持住從漢堡到斯特克尼茲這一線，為此他派佩舍（Pecheux）的師到易北河左岸清剿那里的哥薩克。這一行動事先被瓦爾莫登從俘虜口中探知，而且連預定日期和時間都了解得一清二楚。9月14日，瓦爾莫登率全部兵力從多密茨（Dömitz）渡過易北河，特滕布恩擔任前鋒，迅速前出至Göhrde森林。一隊哥薩克關閉了分別前往呂讷堡（Lüneburg）和烏爾岑（Ultzen）的道路，這樣法軍偵察兵就無法發現瓦爾莫登主力已經轉移。
很快，佩舍的步兵師就出現在預定地點，大約有8000人8門炮。瓦爾莫登兵力大大占優，打算一口吃掉法軍，于是將主力埋伏在一系列小山后面。一支哥薩克奉命暴露自己，並佯裝撤退，將法軍引入陷阱。但佩舍是達武手下的將領，覺察另有玄機，整個第二天都按兵不動。他派人報告達武，說在易北河左岸（南岸）發現哥薩克，問該怎么辦。但實際上他並不知道自己離哥薩克的大部隊距離非常之近。達武命令他繼續前進，對此，聯軍立即察覺，做好准備于9月16日早晨9點接敵。
但實際上聯軍一直等到11點都沒等到佩舍，不得已決定放棄有利陣地主動進擊，特滕布恩再次受命包圍敵人，使他們無法脫離接觸，瓦爾莫登則率主力迂回佩舍后方。實際情況正是按計劃發展：法軍被特滕布恩發現時正准備進入一片樹林，而樹林是躲避攻擊的良好場所。于是哥薩克立即發起了猛烈的進攻，目標直指法軍縱隊隊首和前鋒，把他們從樹林邊驅離。佩舍發現自己四面被圍，于是下令換隊形准備戰斗。此時瓦爾莫登還沒有到場，特滕布恩的下馬哥薩克和呂措夫獵兵面對法軍的火炮，顯得火力微弱，難以為繼，不過天色已晚，特滕布恩決定無論如何堅持到夜幕降臨。
沒過多久，一個旅的俄德軍團（Pfuel上校）和瓦爾莫登突然出現在佩舍的背后，橫掃法軍后衛。特滕布恩也同時加強了進攻，解決了法軍散兵。佩舍破釜沉舟，准備決一死戰。但他的大炮一門接一門沉默下來，直到最后一門也被普軍獵兵俘虜，相反，聯軍的火炮卻進入射程，開始將法軍轟成碎片。佩舍收攏隊形，沿高地往易北河邊撤退，以期殺開一條生路。此時Congreve的火箭也加入戰斗，新武器給法軍帶來很大恐慌，但這種影響不及另一些情景帶來的打擊：哥薩克認准法軍軍官，將他們紛紛刺倒。到這一步，戰斗勝負已經毫無懸念，法軍傷亡慘重，佩舍將軍帶領600多人趁夜色躲進樹林，終得以逃脫，這是8000人中僅有的幸存者。至于那些傷者，出于對他們勇氣的敬意，瓦爾莫登下令妥善照料他們。
以上整個這一系列以哥薩克為主力的行動，它們的意義是不應該被忽視的。8月中旬戰事重開伊始，若達武能順利北進，則很可能為法軍拿下柏林之役一錘定音，因為當時防守柏林的貝爾納多特已經是怕得要死。拿下柏林，拿破侖從當年3月就定下的打算就很可能實現了：把戰爭引向北方，遠離奧地利，割裂普魯士，解但澤之圍。
這個設想雖然不甚豪邁了些，同樣也忽視了在這期間其他不確定因素出現的可能性。但無法否認的一點是，達武北進失敗從而退守漢堡，今天看來，即是一退永退。整個9月，聯軍都在有效消耗他的實力，這正是剛經歷過一勝四敗的拿破侖所面臨問題的翻版。到月底，達武的孤立處境就已經無可挽回了。進入10月，哥薩克又相繼拿下不萊梅和卡塞爾，每到一處皆高喊“烏拉！烏拉！亞歷山大萬歲！菲特烈•威廉萬歲！”，第十三軍與外界的聯系從此被完全切斷。
當然，達武就是達武，他要堅城死守，聯軍自然也是對他無能為力，但這不妨礙聯軍浪費自己龐大兵力的一小部分來死死圍困他。而在易北河防線的另一端，那里的法軍既缺兵又缺將，布呂歇爾、施瓦爾岑堡和貝爾納多特集中起來的35萬人，最終以近2:1的優勢把拿破侖堵在了萊比錫。
[B]1813－1814年 從柏林到巴黎（下）[/B]
1813年萊比錫以后的內容游離于我們這篇文字的主旨之外，所以不再詳述。來年1月，馬克萊（Macklay）少將率160名哥薩克用8天時間從Osnabrück到達阿姆斯特丹，並宣布解放荷蘭。特滕布恩則帶領人馬從荷爾石泰因進入法蘭西心髒，造就了他個人最輝煌的行軍記錄：1月24日離開Eyder，2月11日從科隆渡過萊茵河（532公里），在波恩短暫休整后經過一系列翻山越嶺和封鎖法軍據點的戰斗，2月25日到達雷姆（Rheims），30天走了150日耳曼里，合1140公里。
[img] ,20070810030308921.jpg [/img]
特滕布恩像
1814年新年，聯軍各路大軍進入法國。但是盡管數量占絕對優勢，拿破侖卻接二連三地將他們擊敗了。相比這種糟糕的正面戰場，哥薩克卻給法國帶來刻骨的、持續的恐懼。皇家海軍的詹姆士中尉（R.B. James）1804年被俘，1814年被哥薩克解放，他后來回憶道：哥薩克的戰斗力和超高機動性讓1814年的法國人處在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情緒中，街道上常常空無一人。
為了激勵軍隊士氣，當時的法國報紙經常報道一些哥薩克劫掠的事件，用了最聳人聽聞的文字和最扣人心弦的描述，說財物被搶劫，村莊被焚毀，婦女在馬背上被強奸。這些實在只能算戰時的宣傳技巧而已。1814年攻入法國之后，沙皇明令禁止任何劫掠行為，雖然俄羅斯歷史學家A.Mikhailovsky-Danielevsky在《1814年法國戰役的歷史》一書中承認實際還是發生過一些劫掠事件，但無論如何，貝爾納多特擔心的“法國土地遭受哥薩克凌辱”的情況實際並沒有發生。詹姆士中尉給我們講述了另一種劫掠場面：“一群哥薩克湧進一戶人家，管他們要一件襯衫，一雙襪子，一條手帕，手帕經過所有人的手轉一圈，傳回來就成了髒兮兮的一條抹布。然后他命令主人給他們提供晚餐，要是烤肉或烤雞，不過他最喜歡的莫過于內部塞上香腸和大蒜頭、由白蘭地烹制而成的閹雞。”
必須承認，哥薩克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劫掠是非常可怕的，以至當地人在祈禱的時候以“哥薩克”替代了魔鬼這個詞。但是從手段上講，卻並不比同時期其他同行更為惡劣，唯獨劫掠之后會有專門的組織負責將戰利品運回家鄉，這就將他們置于道德上不正確的境地。按照一些外國軍官的說法，哥薩克人的劫掠行為主要出自他們“幼稚的誠實感和天生對別人一切物品的好奇” ——一場劫掠經常以最友善的保證開始：“哥薩克，好人！兄弟！哥薩克不拿任何東西。”當他們走的時候則會說“兄弟，哥薩克想要這個！”此時，東西其實已經在他們的兜里了。還有不少文字表現了這些騎士的開朗性格：有的哥薩克看到當地居民，因為想到自己的母親而當眾號啕大哭；本肯多夫則說：“只要條件允許，哥薩克都喜歡逗當地小孩子，舉行一些唱歌跳舞的活動，並照常遵守信仰上的戒律。”凡此種種，與后來歐洲戰爭中愈演愈烈的那種純粹以報復和洩憤為目的的惡劣行徑相比，實在不能一概而論。
[img] ,20070810021406290.JPG [/img]
盡管戰場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但拿破侖無法扭轉戰略上的絕境，1814年戰事最終向著無法避免的結局加速駛去。這期間，哥薩克在正規作戰中也表現出色。例如2月底拿破侖北渡塞納河，准備往馬恩河一線進攻布呂歇爾，其前鋒——10個中隊的近衛騎兵在Fere-Champenoise被特滕布恩以2個哥薩克團截住。施瓦爾岑堡本來並不知道拿破侖已經開走，而布呂歇爾也不知道拿破侖正沖著他來，幸得特滕布恩的急件報告方逃過一劫。雙方戰至雷姆（Rheims），在不明對方兵力的情況下，特滕布恩沖散法軍一個近衛龍騎兵團和6門炮，殲滅了其中1個中隊。
3月9-10日的拉昂會戰（Laon），本肯多夫手下的基洛夫率250名哥薩克打敗法軍300-400名胸甲騎兵。這場會戰法軍最終損失9000人，但拿破侖仍決定繼續進攻。他在Epernay再次遭遇特滕布恩，期間發生了Papabantschikov團哥薩克跨過一座橋殲滅法軍300人和3個騎兵中隊的事情，當時橋突然被炸掉，法軍以為終于可以俘虜這批哥薩克，實際卻眼看著他們再次泅渡回馬恩河對岸，沒有任何損失。幾天后，法軍文森特將軍率800名步兵和3個騎兵中隊趕來支援Epernay，再次被Pfull上校的2團哥薩克擊敗。為了向約克和克萊斯特指揮的普魯士人表現自己的勇敢，基洛夫、西索耶夫和基洛瓦斯科IV（Jlowaisky IV）團哥薩克在埃納河（Aisne）上從容進攻了有15000人之眾（包括600波蘭槍騎兵）的法軍，受到了普王的褒獎。到3月底，車爾尼雪夫手下的基洛夫團和西索耶夫團在Sens附近襲擊了法軍800名近衛龍騎兵和巴黎骠騎兵，俘虜其中230人和4名軍官。等等等等。
1814年4月30日，哥薩克率先進入巴黎城，這座征服者的城市，歐洲的心髒。過去兩年中，從俄國到德意志，哥薩克一直是聯軍的前鋒，他們第一個在柏林城外喊出“烏拉！”的口號，第一個在柯尼斯堡向市民宣布普魯士的自由，第一個進入薩克森首府德累斯頓，在漢堡，卡塞爾，不萊梅，法蘭克福緬因，鹿特丹，布魯塞爾，總是他們第一個聽到自由的歡呼，看到幸福的眼淚，受到熱情的擁抱。現在，在拿破侖的偉大帝都，情形又是怎樣？巴黎人的熱血和信心都已經耗盡，他們毫無表情地看著這些東方的騎馬者踏過巴黎的街道。夜晚的沙龍里，貴婦人開始穿“寶石紅或紫羅蘭色的哥薩克披風”，戴“淡粉紅色普拉托夫帽子，正面鑲一排小貝殼，就好像珍珠王冠或精巧的流蘇飾帶”，陪著哥薩克軍官們喝酒跳舞。與此同時，在各種精巧建築的包圍之中，哥薩克士兵們露宿在巴黎的大街上，靠在他們的戰馬旁邊，法蘭西第一帝國宮殿的圍欄上晾著他們的衣服。
[B]尾聲[/B]
經歷以上漫長的閱讀過程，我相信讀者一定和多年征戰的哥薩克一樣疲憊不堪。可是血雨腥風總會過去，糾結的語言也終將到頭。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中，曾經出現過幾個我個人認為最可愛的哥薩克的形象，我想以這段文字結束這篇文章：
柯西莫回到路邊的樹頂上，他聽見馬蹄聲。原來一小隊輕騎兵奔馳過來，卷起飛揚的塵土。他們穿的制服是從未見過的，沉重的皮帽之下露出稍微扁平的白臉，胡須濃重，生著眯縫的綠眼睛。柯西莫揮動帽子招呼他們：“從哪兒吹來的好風呀，騎士們？”
他們停步：“你好！老大爺（斜體為俄語），請問，還有走多遠才到呀？”
“你們好，士兵們！”柯西莫說，他過去各種語言都學會一點兒，也懂點俄語，“去哪里，要到哪里去呀？”
“到這條路可通的地方去……”
“喲，這條路嘛，通許多地方……你們去哪里呢？”
“去巴黎。”
“哦，去巴黎有更方便的路線……”
“不，不去巴黎。去法國，找拿破侖。這條路通哪里？”
“哦，可以去許多地方：奧利瓦巴薩，沙索科托，特拉巴……”
“什么？奧利瓦巴薩，不對，不對。”
“那么，想去的話，還可以去馬賽……”
“去馬賽……對，對，馬賽……法國……”
“你們去法國干什么？”
“拿破侖跑來同我們的沙皇打仗，現在我們的沙皇追趕拿破侖。”
“你們從哪里出發來到這里？”
“從哈爾科夫，從基輔，從羅斯托夫。”
“那么你們見過許多美麗的地方！你們喜歡我們這里還是喜歡俄羅斯？”
“好地方，壞地方，我們喜歡俄羅斯家鄉。”
... |
分享
收藏
支持
提升卡
狗仔卡
